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，每年八月一日，是个家喻户晓的日子。然而，在部队内部和党史研究中，曾长期存在一个不算小的争议。
有人不止一次提出，这个重要的日子，是不是应该改为九月九日？毕竟，九月九日那一天，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，意义非凡。
支持改期的观点认为，秋收起义不仅首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，更确立了“党指挥枪”和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革命道路。
这套战略思想，被视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里程碑，而其领导者正是我们公认的军队缔造者毛泽东。那么，为何最终定格在了八月一日，而不是九月九日呢？
文章将深入探究这场内部争议的始末。我们将剖析其背后的历史考量，揭示为何这一改期提议，最终未能撼动既定的八一。
这不仅关乎一个日期，更折射出党在早期革命探索中的智慧，以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贡献的深刻认识。
初次锚定：历史的偶然与排挤
建军节的正式确立，要追溯到1933年。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领导机构——中革军委，在当年六月三十日发布了一项命令。
这份命令明确将八月一日，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。这便是我们今天“建军节”的前身。
然而，彼时的历史背景值得深思。在1933年前后，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正处于一个低潮期，其军事思想一度被认为是错误的。
当时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也基本被剥夺。在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，他所领导的秋收起义，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。
秋收起义当时甚至被批判为“逃跑主义”。因此，在那个时期，中央选择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作为建军节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这次锚定，并非基于对起义本身全面而公允的评判，更多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。它反映了当时党内复杂的人事和思想斗争。
再起波澜：战略高地与自我审视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尤其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关于建军节日期是否应该调整的讨论，再次浮出水面。这次的讨论声浪，比以往更为强烈。
支持将建军节改为九月九日的声音，主要基于对秋收起义战略意义和思想高度的深度认同。他们认为，秋收起义的贡献是划时代的。
这次起义，不仅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确立了“党指挥枪”的根本原则，以及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革命道路。
这套战略思想，被视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基石，对中国革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而领导这一切的，正是被公认为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。
不少历史人物也纷纷为秋收起义“正名”。朱德就曾提到，南昌起义南下的路线，事后看来是错误的，险些导致部队全军覆没。
他高度推崇毛泽东的农村战略，认为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缔造者。罗荣桓也强调了三湾改编，也就是秋收起义的后续行动。
他认为三湾改编对我们军队来说，是“新生”的关键一役，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这是军队生命力的源泉。
在这场讨论中，周恩来的态度尤为引人关注。他曾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然而，建国后，周总理对待自己的这段功绩却异常低调。
他很少主动宣传自己当年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。到了1964年，周恩来在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之后，提出了一个修改建议。
他提议将解说词中对南昌起义的表述，改为突出秋收起义的重要性。这并非偶然，此后周总理又多次向毛泽东建议，将建军节改为九月九日。
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执着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南昌起义“失败”的自我归因与自责，因此他更加肯定秋收起义的关键性。
他表现出的这种谦虚、自责与大度，让人们看到了他高尚的品质。他更关注的是革命的整体方向和最终胜利，而非个人功绩的归属。
一锤定音：领袖的坚持与历史的尊重
面对这股“改期”的呼声，毛泽东展现出了他一贯的坚定和对历史的尊重。他多次明确表示反对，并严词拒绝了所有此类提议。
毛泽东曾对杨成武明确指出：“南昌起义在八月一日，秋收起义在九月九日，一个在先，一个在后嘛！”他从时间顺序上，给出了直接的回答。
毛泽东进一步阐释：“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。”这强调了南昌起义作为武装反抗起点的地位。
他还比较道：“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，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。”这从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上，区分了两场起义的不同意义。
即便在1933年前后，秋收起义和毛泽东个人遭遇了不公，但当历史的真相逐渐明朗时，毛泽东并未因此而偏袒自己领导的秋收起义。
相反，他始终肯定南昌起义的奠基作用。在1961年庐山的一次建军节晚会前，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及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。
他当时说：“八一起义了不起，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，是它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。”这番话，无疑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最高肯定。
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：“领导八一起义的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是革命的功臣。”这番话，不仅是对周恩来的认可。
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革命先行者贡献的尊重。他理解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“自责”，但认为周总理可能忽略了自己在其中的重大贡献。
到了1967年，在建军四十周年前夕，有人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更改建军节日期。毛泽东的态度则更为坚决，他严词斥责了这种提议。
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决不能这样搞！这是瞎胡闹！”并再次重申：“历史不能更改，建军节只能是八月一日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提及此事！”
这番话，彻底为这场关于建军节日期的争论画上了句号。毛泽东的决定，彰显了他实事求是的历史观，以及对集体功绩的肯定。
他并未因个人功绩的突出而选择性地记忆历史，而是坚持了对历史本原和革命早期探索全貌的尊重。
结语
建军节最终定格在八月一日，这不仅仅是对一次武装起义的纪念。它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革命进程中，通过对历史的审视和争论。
最终达成的一种实事求是的集体共识。这个选择超越了个人功绩的突出与否，回归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建立初心的共同铭记。
它肯定了南昌起义作为“第一枪”的地位，也尊重了所有革命先行者在艰辛探索中付出的努力和牺牲。八月一日，因此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意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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